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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6日 说残荷，赏《红楼》 只因闲聊中说起古典文学中的残荷意象，于是翻到《红楼梦》中的一段，觉得大可玩味，遂略记此一篇文字。 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“史太君两宴大观园，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”有这么一段话： 宝玉道：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今年这几日，何曾饶了这园子间了，天天逛，哪里还有叫人来拔的工夫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欢他这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。’偏偏你们又不留住残荷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果然好句。以后咱们别叫人拔去了。”说着，已到了花溆萝港之下，觉得阴森透骨，两滩上衰草残菱，更助秋情。 且看三个人的对话，如果把“宝玉道”、“宝钗道”、“林黛玉道”这些字样隐去，单从对话的内容和风格，读者也能觉出是哪个人物所说。 宝玉的发话是一副被娇宠惯了的公子哥脾气，“破荷叶”，说得任性，“可恨”，恨得无理，“怎么还不叫人拔去”，问得霸道。 宝钗的答话可谓中庸稳妥，一不表态二不评论，似为玩笑又属实情。不说拔与不拔，只说我们逛得多了，叫人家没工夫拔。逛的人听了不恼，该拔没拔的人也不尴尬。 黛玉的对答则是一派天真的诗人风格。自说自话，凭空而起，从拔荷叶的现实问题，跳跃到听雨声的文学境界。态度亦十分明朗，就是反对宝玉的意见。 宝玉的意见此时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，对黛玉言听计从。此处的转变，又越显出一开始的随意任性。 从宝黛的对话，可以看出二人的亲密关系。从宝钗的说话，可以看出她置身事外、明哲保身的态度。 宝钗说得现实，想得周全，颇有几分凤姐式的干练，所以成为管家奶奶的人选。 黛玉说得浪漫，想得空灵，倒有几分宝玉式的任性，所以不免后来的结局。 寥寥几句对话，三个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跃然纸上，正是红楼的奇处之一。 再加上最后一段写景，人物、情节、环境三要素俱全，差不多可以当作一篇超微型小说来看。 8月19日 劝世的《老子》和愤世的《庄子》 《老子》是劝世的，《庄子》是愤世的。老子对于改变社会尚未完全失去信心，庄子则感到世事不可为。因此，《老子》是入世的——以“无为”的态度入世；庄子是出世的——以逍遥的姿态出世。 因为劝世、入世，所以《老子》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政治。汉初治国推行“黄老之术”，“老”指老子，不关庄子之事。因为愤世、出世，所以《庄子》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艺术。后世谈艺，多引庄周，老子相对少见。老庄皆不得志，《老子》安慰了在野的政治家，《庄子》安慰了失意的文人。 《老子》常被误解——以为他在宣扬阴谋术，其实乃不知《老子》之态度为劝世的。因为要劝说世人施行无为，所以要诱之以无为之利。不积而己愈有，无私而成其私，乃至欲弱先强，欲夺先予等处，本意无非是教人“不积”、“无私”、“勿强”和“多予”而已。其他种种疑似阴谋处，从此着眼，便豁然可解。 《老子》为何不可能讲阴谋术？答：这与《老子》崇真去伪之精神不符。绝圣去智，返璞归真，无疑是《老子》乃至整个道家反复表达、时时强调的根本精神，阴谋如何与此种精神共存？因此，老子或许洞悉世间阴谋之情状，却不可能去宣扬阴谋。再者，庄子作《天下》篇，评议百家，独推崇老子，若老子讲阴谋，以庄子之为人，必不会推崇他。后来汉高祖的谋士陈平曾感慨地说：阴谋者道家之所禁。这句话可谓明确地说出了道家的本意。 那么，为何后世法家兵家用阴谋而源出《老子》？答：《老子》一书语言的简洁和多义性，给读者留下了借题发挥的空间，法家、兵家乃是用“六经注我”之手法解读《老子》，读出权谋诈术，本不足怪，只可惜此种读法影响甚大，浸润中国文化甚深。但无论如何，总不能由河水下游之混浊来推断其源头为脏水——其实，那倒本来是清澈的细流。 《庄子》也常被误解——以为他逍遥、潇洒，像个无忧无虑的神仙。其实庄子是激愤到极点，反而化为平淡。《逍遥游》不全逍遥，笔尖轻轻掠过，便露出对俗世的抨击。嘲笑目光短浅、无知自大的小市民，鄙视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的社会成功人士，讽刺殉名逐利、丧失本心的“圣君明王”，这是逍遥背后的沉重。正因为有了看透世俗名利的激愤，才生出了鄙弃功名利禄的洒脱；正因为有了对浮华虚伪的抨击，才引发了对纯朴率真的追求。《庄子》也讲无为的政治哲学，但已没有了《老子》的劝世意味，他只是描绘一个美好的理想，却不抱有实现这理想的希望。世事不可为，在这纷乱的浊世中，只要能全身远害，保全生命和获得精神自由，就足够了。《庄子》内篇大概是晚年之作，锋芒已然稍敛。外篇和杂篇中，《胠箧》、《让王》、《盗跖》、《渔夫》等篇，抨击世俗，尘世轩冕，锋芒毕露，痛快淋漓，以致后人认为非庄子所作。其实，这几篇倒是庄子之真精神、真性格的体现，没有这个激愤的庄子，也就没有那个逍遥的庄子，二者不过一枚硬币之两面而已。现代人读《庄子》，若只从逍遥无为、齐物养生、 自在达观等方面着眼，把庄子描绘成世外仙人或世间顺民模样，就可以说是肤浅得很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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